张卫良，薛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的逻辑理路

引用本文：张卫良，薛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的逻辑理路[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3(3):1-8.

作者简介：张卫良（1960—），男，湖南益阳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摘   要：意识形态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中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生产可理解为决定于物质生产的特殊精神生产活动，可阐释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过程，可具象为以知识、权力和话语为基本要素的生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是在理论、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中展开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意识形态生产带来重大机遇，更提出了全新挑战。故在基本思路上，中国共产党要紧扣“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价值旨归，从解决国内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以及为世界发展供给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出发，构建起意识形态生产的内容体系，并不断夯实意识形态生产的物质基础、完善意识形态生产的制度支撑、加强意识形态生产的组织保障，建构起符合新时代新格局的全新意识形态生产链条，从而勾勒出一幅全面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生产图谱。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

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些阐述深刻揭示了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意识形态生产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逻辑起点，对推进政党意识形态工作意义重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生产理论在新的时空背景的呈现，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生产理论着手，运用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具体的历史的辩证方法，关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是推进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必然要求。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的理论基础

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唯物史观确证中的重要范畴，它形成于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社会矛盾运动和社会形态更替的分析之中，而意识形态生产是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中的精湛部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生产理论中关于意识形态生产内涵、缘起及途径的阐释维度，构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的理论逻辑。

1.意识形态生产是决定于物质生产的特殊精神生产活动

对意识形态生产的意蕴探寻离不开对精神生产这一概念的分析，精神生产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属于人的类本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中释析了精神生产是和一般形式的意识生产并列且从属于意识生产的位相概念，源于物质实践的精神生产的丰富形式表达着所处时代的上层建筑和社会关系。马克思在对俄国经济学家施托尔希进行批判时表明对物质生产的考察应深入到历史的本质之维，对物质生产历史地发展地考察是理解意识形态生产和自由的精神生产的钥匙，揭示了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意识形态生产和反映精神自由特征的精神生产是从属于精神生产的下位概念。精神生产是对社会关系的思想性生产，但并非所有的精神生产都是意识形态生产，只有将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的思想生产才是意识形态生产。意识形态生产是指统治阶级通过美化、调整和革新的方式进行思想意识的构造，并赋予统治阶级的思想以普遍意义，用抽象的思想表达具体的意愿，用抽象的利益掩盖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利益，使统治阶级的思想成为合乎理性的、为大众所接受的政治价值引导过程。

列宁走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史上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首次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界定了科学的意识形态与非科学的意识形态的评判标准，并结合俄国的具体实际，以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诠释了意识形态的建构意义，成功化解了意识形态批判性原则与建设性原则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生产的蕴含随“意识形态”确证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丰富，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了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在取得执政地位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通过意识形态生产，不断更新意识形态内容，丰富意识形态的传播形式和实践途径，从思想和实践层面表达人民群众的诉求，增强他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和实践认同。

2.意识形态生产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过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精神生活的过程都受到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是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是对现实生活过程做出的反射和回应，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既不是单向的“决定论”，也不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反映论”，而是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形成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强调“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作为从属于精神生产的意识形态生产，同样统摄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物质生产的历史形式，受一定的历史和时代的制约。因此，意识形态需要不断生产来适应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实践，解决意识形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提高意识形态的供给能力。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其自身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规律，与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存在不完全同步性，在思想建设和理论建树方面往往滞后于社会现实变化，因此需要生产与现实协调发展的意识形态，增强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融洽性和耦合性，提升意识形态的现实解释力、理论说服力和外部竞争力。同时，社会意识各种形式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面对变化发展着的全球环境，面对其他异质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的渗透和攻击，亟须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生产与时俱进、破旧立新，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认识，能够影响实践的变化和发展；作为一种社会意识，能够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克服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固有缺陷，实现了意识形态理论的真理性、实践的科学性和道义的崇高性的高度统一，能够在社会实践中起到凝心聚力、规范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是引导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生产是基于客观实践，从意识形态内部结构和自身规律出发做出的必然选择。

3.意识形态生产是以知识、权力和话语为基本要素的生产

意识形态生产是一个从不同层面展开的实践过程。从宏观层面看，意识形态生产基于现实的人和社会历史条件，即“有机知识分子”和社会生活实践。从微观层面看，意识形态生产是知识、权力和话语在特定历史场域中共同作用的意识形态生成与实现过程。

马克思指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深刻阐释了意识形态生产何以进行的过程逻辑，即特定阶级为了掌握政治权力，巩固统治地位，以知识生产的形式将自身的特殊利益描绘成普遍性的思想，并通过话语生产言说其看似合理的共同利益，倚靠权力生产保障知识生产和话语生产，实现“思想掌握群众”，最终达到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延续统治权力的目的。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依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意识形态生产的根本要求，实现“群众创造思想”与“思想掌握群众”的良性互动是贯穿意识形态生产的主线。

具象化而言，意识形态生产的首要环节在于带有目的性和价值导向性的知识生产。在意识形态生产中，知识要想掌握群众，需要与权力联姻。“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知识和权力构成一种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知识建构起抽象的思想可以巩固权力。同样，要把“知识”转化为“共识”，需要依托权力，福柯关于知识和权力关系的研究也对解读马克思的“知识-权力”观提供了借鉴意义，他指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一方面，国家充当着执政党意识形态传导给社会的媒介，执政党以主导社会力量的代言人生产意识形态，并将意识形态生产的知识渗透到国家权力中，通过国家权力推行以知识为表现形式的价值观念体系，使政党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志，并运用国家机器将意识形态灌输给社会。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生产依赖于除宏观权力之外的微观权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这一微观权力的寓所，家庭、教育系统、工会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着思想性权力，连接着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以一种柔和的、潜移默化的形式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将生活中的个体询唤为主体，推导合乎理性且受意识形态生产规制的社会规则和生活秩序的形成。

“话语”亦是意识形态生产的重要一环，充当着意识形态生产中知识与权力的中介。意识形态生产的知识，只有通过向话语的转换，才能在权力的影响下嵌入日常生活，实现“知识”向“共识”的转换。“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其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社会集团所认识的过程。”话语承载着话语生产者的思想和实践所指，是思想体系向实践体系转变的助推器，是社会集团表达意志和利益的基本形式和途径。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的时代背景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是对以往时代意识形态生产内容和实践方略的继承和发展，他们存在于同一谱系。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生产中，形成了丰富的意识形态生产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生产中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权，坚持用一元主导的意识形态引领多样性的社会思想，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继承性与超越性相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意识形态生产原则，正确处理意识形态生产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关系，根据变化了的实际进行意识形态生产。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生产中的成功经验为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是在理论、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中展开的，不仅拥有丰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生产理论资源和深厚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历史经验，而且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面临的机遇

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生产面临的全新历史方位，新时代的重大政治研判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成就及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时代表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华民族阔步踏上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为党的意识形态生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条件。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意识形态工作摆在极端重要的位置，把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视为党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在“两个百年”交汇历史节点上提出的“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中，更是擘画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图景，为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生产营造了广阔的空间。新时代，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为党的意识形态生产提供了可靠保障，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夯实了意识形态生产的主导力量。

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的基本出发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坐标，表明世界局势和世界体系正围绕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发生深刻的变革与调整。在经济领域，西方发达国家呈现出经济增长乏力的现象，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浪潮中群体性崛起，对世界增长的贡献率与影响力越来越大。在政治领域，传统的霸权政治与强权逻辑越来越不得人心，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已不合时宜，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实践越来越深入人心。在意识形态领域，受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态势的影响，对其反思与批判的呼声不断高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理论和实践铸造了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象，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从低潮走向复苏，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亦在交融交锋中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转变。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面临的挑战

处在新时代的新发展阶段，“两个百年”历史性交汇，“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给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挑战。从国内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充分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愈发强烈，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丰富和多元，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参与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然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相互掣肘，成为制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主要阻力。“社会矛盾是社会的构成部分，是永远的在场和真实”“社会主要矛盾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和集中反映，在社会矛盾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抓住主要矛盾带动全局工作，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社会主要矛盾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构成意识形态生产的发生场域，党的意识形态生产，首先必须对社会主要矛盾表达关切、做出应答、有所作为。

当前，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资本要素的流动等原因，导致社会阶层和利益分化明显，社会意识更加多样化，人民群众在思想上的独立性、差异性和多变性显著增强，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价值整合功能。“市场”这一要素的引入，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提供了滋生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温床，其逐利性给新自由主义思潮、消费主义思潮的侵入提供了可趁之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滋长蔓延冲击了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等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和道德精神，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带来了挑战。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筑造了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其信息生产和传播的随意性、虚拟性与隐蔽性，模糊了国际国内、体制内外、线上线下的边界，道德失范、低俗媚俗庸俗的内容频频触碰道德标准的底线，干扰党的意识形态生产、传播和人民群众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在实际工作中，马克思主义面临被边缘化和空泛化、理论和实践相分离、学术化和日常生活化相分化等困境，增加了意识形态生产的难度。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趋势不可逆转。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整体复苏缓慢，社会矛盾日益激烈。而大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以一种大国风范和大国担当积极参与世界秩序的构建，世界受中国之影响，从未如今天一般深刻。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崛起威胁到其全球霸权地位，不断用“扩张逻辑”和“霸权逻辑”污蔑中国，并借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和文化渗透，旨在实现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权颠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自身抗疫不力，只关心“选票”和“资本利益”，不顾民众的生命安危，不正视中国对世界疫情防控作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反而进行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污名化”攻击，“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新帝国主义论”等论调沉渣泛起，思想上的“病毒”在媒体的渲染之下迅速蔓延，给中国乃至全球抗击疫情制造了许多屏障。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新闻媒体与其国家战略相配合，以雄厚资本和先进科学技术等先发优势掌控全球视听，以掌握话语霸权的形式演绎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丑陋嘴脸。在当下的国际话语生态中，依然是西强我弱的格局。西方国家的险恶用心与国际舆论的严峻环境，加剧了我们党意识形态生产的紧迫性。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面对“两个大局”，不论是机遇还是挑战，都召唤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生产，通过意识形态生产解释现实问题、应对现实问题，在解决意识形态供给与需求之间不平衡矛盾的同时，提升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与穿透力，提高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的基本思路

“与‘真正的哲学’一样，意识形态不是‘自我圆融’的纯粹精神现象，必然会随着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以及时代条件的‘脉动’而发生变化。”马克思曾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意识形态是回应时代呼唤的最强音，反映着所处时代的精神内核，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基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生产，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生产理论的升华和当代实践诠释。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的价值旨归

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生产延续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这一根本立场，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价值旨归。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关注点，马克思始终将世界视为人的世界，“追求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价值取向，是马克思主义建构其理论大厦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的目标逻辑。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既关注人的现实性存在的具体价值，又关注人的超越性存在的终极价值，以实现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元典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人民观，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原则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的首要目标在于回答为什么人的问题。“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置于首要位置，将人民赞不赞成、高不高兴、满不满意视为一切工作的评判标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新时代呈现。习近平指出“人民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将“人民幸福”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目标和重要内容，将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内核，将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提高到“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的高度等阐释，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继承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立足于具体的现实的人，旨在使人民成为意识形态生产和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主体、目标主体、动力主体和实践主体。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的内容体系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鲜明主题，统筹“两个大局”，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紧盯国际局势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打开了意识形态生产的突破口，开创了意识形态生产的新局面。在新时代中锻造出来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的核心思想和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遵循。

从国内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根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把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根本出发点，中国共产党将“建国一百年”奋斗目标调整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高屋建瓴作出分阶段安排，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社会主义中国指明了发展图景，鼓舞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奋斗热情；在指明方向的同时，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五位一体”“五个统筹”等治国理政的理论方针，从思想上、实践上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予以正确引导。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重视生产引领社会思潮、凝聚思想共识，为社会主义中国强基固本的价值观。为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给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以及国家的思想统一带来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把握时代脉搏，提出了统整国家、社会、个人3个层面的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与现代社会融合的产物，富有科学性、时代性、实践性与人民性，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同命运、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根源、与人类文明同进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社会引领力和凝聚力，成为新时代中国的鲜明符号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的重要内容。同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生产的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内核的“四个自信”，不仅聚集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精神力量，也有力维护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从国际看，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的又一重要内容。马克思曾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精神产品的世界性越来越强，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论断的科学性。面对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国际困境，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诬蔑和价值观渗透，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极具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大局思维的全球治理新理念、新模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表达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的共同体理念，涵养了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在国际交流中，中国积极坚持这一理念，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多边主义；在面对全球性发展和安全问题时，中国始终秉持相互团结、相互合作和休戚与共的理念并积极践行，倡议设立“亚投行”，提出实施“一带一路”合作战略，有效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和全球发展；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中，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了疫情蔓延，并对其他发生疫情的国家分享防控经验、实施医疗援助，推动疫情抗击的国际合作，用生动的实践诠释着人类只有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才能战胜共同的困难，人类只有命运与共，才能共谋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谬误予以的意识形态回应，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展现出的使命担当。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生产中十分重视话语的建构，通过话语生产阐释意识形态的相关问题。话语是意识形态生产的寓所和载体，是对意识形态生产的内容进行表达和传播的途径。马克思提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其表达和实践，需要话语进行第一次解码，“意识形态——主要通过语言来表达——被认为是显示了它们自己的语法特征”，意识形态寓于语言符号系统中，且通过话语的形式实现生产。

话语如果脱离现实，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生产，紧扣党情国情世情的变化，不断调整意识形态话语内容和话语表达形式。顺应党情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三严三实”“四个意识”等新话语，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明确目标、方法和路径。顺应国情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时代”“中国梦”“四个伟大”“五位一体”“五大发展理念”“国内国际双循环”等契合时代发展的新话语。顺应世情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从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强全球治理，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出发，稳守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底线，提出了“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共同治理”等新理念，并倡议各国共建“一带一路”，在世界范围得到了广泛认可，成为解读世界发展局势、解决人类发展难题的全新话语。

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话语体系中的另一重要因素。列宁强调“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尤为重视话语表达方式和传播方式的创新，让党的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通过采用“赶考”“打虎”等隐喻方式，“立党为公”“依法治国”等固定短语，“谁的孩子谁抱”“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提法，充分贴近人民群众生活，深入浅出表达政治思想、治国理念。除了传统的单向传导，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下，顺应新时代信息传播方式和传播格局的变化，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扩大传播范围、影响深度，拓展意识形态生产空间。官方通过积极开通微博、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准确信息、积极回应网民关切，同时不断丰富文化产品供给内容，《建党伟业》《我和我的祖国》等优秀影视作品，红色文化教育资源的大力开发，多维呈现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然性、合法性、科学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对外话语表达中，习近平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着重从中外共同关切的发展和安全等利益中寻找话语表达的契合点，并通过多元的话语主体、话语介体及话语传播途径生动鲜明地阐释“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建立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的支撑条件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不仅以价值旨归为核心进行内容体系的构建，而且重视通过支撑条件的建构推进意识形态生产。确切而言，从物质基础、制度支撑以及组织保障3个方面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创造条件、保驾护航。

其一，夯实意识形态生产的物质基础。恩格斯在揭示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中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深刻阐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其生产决定于由物质生活实践充分展开的经济基础。进入新时代，党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壮举，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用新发展理念引领新时代的经济建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动解决发展中面临的动力不足问题、不平衡问题、不充分问题以及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等问题。同时，结合社会发展实际，科学制定并有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目标，长期平稳有序的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不仅夯实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的物质基础，也极大地充实了党的意识形态生产内容，有力地论证了党的意识形态生产的合法性。

其二，架构意识形态生产的制度支撑。“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从“地形隐喻说”的视角而言，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制度和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同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制度是基于一定的目的而构造的存在物，是一种带有价值判断的存在，制度在设计中总是需要注入意识形态的指导，反过来，制度在执行中以价值规则和规范体系的形态积极支撑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与道德观念，为意识形态的进一步生产提供牢固的保障。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完善构建起立体多维、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以一种刚性的力量，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多个层面维护和保障党的意识形态生产。如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确保党在意识形态生产中的领导地位；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确保党的意识形态生产最大限度地表达人民需求、保障人民权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的动力和效力等。

其三，加强意识形态生产的组织保障。在政党政治国家中，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与其意识形态生产之间存在共生互促的内在逻辑关联，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意识形态生产的根本组织保障,意识形态则是执政党永葆生机的精神支柱。“打铁必须自身硬”，中国共产党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主导主体，其思想自省和实践自觉是保障意识形态生产稳定、持续、高效进行的必要条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积极应对复杂执政环境中的考验与危险，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和精神，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提高和自我完善。在党的建设与意识形态生产的共生逻辑线中，思想建设是基础性建设，是党的灵魂所在，也是党的意识形态生产的直观反映，党内的思想通过意识形态生产而投射，只有党自身的思想先进，才能生产出科学的意识形态，从严思想建设有利于保持意识形态生产主导主体思想的先进性。同时，党的政治建设有利于确保党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立场的坚定性，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有利于构建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格的组织生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利于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面从严治党，聚焦于党的自我建设和自我革命，显著提升了党在意识形态生产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有力增强了意识形态生产的组织保障。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用理论和实践勾勒了一幅异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生产的全新图谱。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主体逻辑的意识形态生产超越了资本主义以“资本”为逻辑的意识形态生产。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生产中，“资本逻辑通过景观的生成变换操控社会生活，造成对社会本真存在的遮蔽”，掩盖了社会的真实矛盾，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主体的意识形态生产围绕人民的需要和实践的问题而展开，旨在解决社会存在的矛盾。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生产建构的是虚幻共同体，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建构的是真正的共同体。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生产使人异化成了“他者”，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则使人民成为了具有主体意识和主体性的真正主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抓住时代问题症结，在意识形态生产中，坚持意识形态生产理论和实践、内容和形式、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继承性和发展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主导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鲜明特征，不仅有力提高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维护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而且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模式和途径，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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